某个工作日的中午，在香港金融心脏的中环，一间外资投行的会议室内人头攒动。与这里每周数场的有关投资项目的路演午餐会不同的是，当日活动的主题为子女择校指南与金融投资毫无关联，却吸引了比往常多出数倍的参会者。

他们是众多为子女教育问题头痛的家长中的一类——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供子女就读国际学校，但又需要在不同学校所要求的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港元融资需求(以学校发行本金券或债券等形式筹资)之间做出抉择。“资产在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的人士，比起超高净值人士，虽然不会花特别多心思去做子女的教育安排，但教育的第一步还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国际平台，上一所国际学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新加坡银行董事总经理兼财富规划主管李文修表示。

比起无缘国际学校的普通家长，这些金融、法律界精英拥有明显财力和教育背景、职业的优势，他们会从小为子女营造英文为主的语言环境，熟悉如何制作精美的个人简历和展示用的幻灯片，或者为子女挤进名校撰写“打动人心”的小论文。然而与资产更具实力的富豪相比，他们所做的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亿万富豪的教育基金：200万美元起步

为了赢得一个进入常青藤名校，或是英伦名校剑桥、牛津的机会，亚洲的富豪们愿意为子女付出多少资金?

“一般来说，亚洲高净值人士用于教育的资金占其可投资资金的15%左右，具体还要看需要做出教育安排的子女数量，像中国高净值人士一般只有一个孩子需要做出规划的话，教育资金的占比大约在10%～15%之间。”李文修表示。

以可投资2000万美元资产的富豪为例，这意味着他至少为子女准备了200万美元的教育资金。看起来很多吗?和实际需求相比，这还只是基本部分。

一所诸如耀中国际学校的小学、中学每年学费约17万港元，13年制读完需要超过200万港元，所有就读学生还需先购买20万港元债券;哈罗香港13年读完，学费部分的花销也超过200万港元，此外还需购买60万港元的债券或300万港元的资本证明书，或者每年5万港元的建校费(capital levy);弘立书院从小学到中学的学费也超过200万港元，另有一次性建校费20万港元或每年缴付3万至4.5万港元建校费，或者选择购买高达600万港元的本金券。

“这一般是供子女从小学到读完高中的费用，到要申请大学的时候，所需费用就要看具体读什么专业或者选择哪一所大学，再另行考虑。”李文修解释，多数高净值人士会在子女准备读小学时开始设立这样的教育基金。

上述超过百万的费用，还只是就读国际学校的基本开支，尚未包括就读期间的各种集体活动等产生的杂费，或者寄宿学校的额外费用。而对于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来说，后代教育支出需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基础教育。

“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在资产配置方面已经开始做全球规划的人士，对后代教育一开始就看得很广，他们考虑的不止是读书、学英文那么简单，对子女学习音乐、戏剧、舞蹈等也很早就做好安排。”李文修指出，私人银行本身为客户定期举办古典音乐鉴赏会之类的活动，不仅令其子女有机会较早接触到音乐等“课外内容”，也让小孩子有机会在欣赏之余与音乐家互动，此外，贵族学校本身也有不少类似安排。

最近几年，亚洲富豪的另一项高额“教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赠。包括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元，潘石屹和张欣向耶鲁捐赠1000万美元，高瓴资本的张磊向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等。

虽然不能说捐赠本身旨在为后代就读名校铺路，不过，李文修坦言，这样的捐赠毕竟是一个加分项，尤其在后代报读竞争程度较高的专业时。

家族委员会的教育决策

对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教育基金，一个富豪家族通常也有专人负责这部分资金的投资和支配。从投资角度，教育资金多选择有定期、稳健回报的组合，常见的如债券型组合，确保子女每年的教育经费能够获得相对稳固的回报。

“一般来说，会有一个3至5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教育资金，可能只有家族成员，也可能在家族成员之外，包括律师、私人银行家等专业人士，(有关后代教育的决策)由他们来投票决定。”李文修表示，专业人士往往会在学校选择、参观等方面为家族提供建议或协助。

亚洲家长大多热衷于亲身参观学校，以便更好地了解学校的背景、设施。业内某项针对“旅游目的”的调研显示，“子女留学考察”成为中国富豪出国旅游的第四大动力，占比12%，甚至排在“投资考察”和“移民考察”之前。

私人银行也会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富豪客户安排考察行程，提供与在校学生、老师或者校长沟通、交流的机会;一些私人银行举办的交流活动上，也可能邀请名校的招生负责人与家长交流。此外，也会与一些机构合作举办夏令营，为高净值人士的子女提供学校体验的机会。这样的体验当然价格不菲，以英国的学校为例，视学校和时间长短不同，一次夏令营体验的花费可达数千英镑。

“对我们的客户来说，很多时候并不会去在意这些费用。”李文修坦言，对高净值人士而言，资本不仅是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资本等都是一个家族资本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很乐意在教育上做投资。

负责管理教育资金的家族委员会，通常是家族办公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教育之外，委员会一般还要负责整个家族内医疗、保健等长期安排，每年至少开一次会议，全面回顾过去一年来整个家族各方面的投资情况，并探讨未来是否需要加强某方面投资。

“高净值人士对于教育的安排不仅仅是自己子女这一代，通常还要考虑到很多代后代。”李文修表示，委员会本身也就会在回顾投资业绩时，考虑是否需要加强教育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或者做出一些调整。不少设立委员会的家族，往往也已经有完善的家族信托架构，通过家族信托和委员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来确保整个家族在金融需求以外的需求都能得到妥善安排。

富豪的择校观：圈子文化

在香港颇费心思研究了各所国际学校后，就职外资投行的时俊(化名)给这些学校做出分类：新加坡国际学校是学霸学校，小孩子是学霸，通常父母读书的时候也都是学霸;耀中国际学校以土豪居多，多豪车、保姆接送;弘立(书院)是香港金融、法律之类专业人士扎堆的地方，通常父母见面都可以聊起手上在做的项目;本地有名富豪的后代则扎堆香港国际学校。

这样显著的区别，也反映出高净值人士的一个择校标准——圈子。李文修坦言，虽然每一个富豪对于后代的教育规划模式受其价值观和背景的影响而千差万别，但亚洲超高净值人士通常会比较看重培训后代处理人际关系、建立人脉的重要性，这也决定了他们希望后代从小就有机会与同一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一起接受教育。

除此之外，一个学校的毕业生质量也是富豪们挑选学校的重要考虑因素。“比如他们会看一个学校(毕业生中)考进常青藤大学的百分比，此外也会关注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们父辈的背景，企业家一般就偏好学生父辈大多是企业家的学校。”李文修指出。

对于亚洲的富豪而言，在择校时，也比其他地区的家长更希望子女能够在海外接受教育，获得国际视野。胡润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按年龄来分，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爱英国留学，26%选择美国;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爱美国留学。

在海外教育需求的推动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富豪增加海外投资比例，甚至考虑移民。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是中国富豪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原因，占比为19.4%;而国际教育则是中国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占比21%。

李文修认为，亚洲富豪青睐海外名校，主要还是希望为子女开阔视野，即便日后回到亚洲发展，眼界更开阔的后代也有助于家族事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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